我们坚信这世界上存在大家都认的理，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社会生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不讲理的生活对每一个来说都是战争。
这并不说明在哥伦比亚法院的眼中，可理解性要求高于合理性要求，而只是说明在该法院眼中，这两种标准的要求是不同的。至于到底什么样的原则才属于法院所强调的可理解性原则，ATA1判决的建议是：成本收益分析或者零健康风险标准或者俄勒冈州使用过的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方法。
两种进路之间还有不那么明显的区别，即不同进路下控制行政裁量权被滥用的责任者不同。[29]一些倾向于更多司法遵从的评论者，基于非正式规则制定活动石化（ossification）现象[30]的弊端，批评法院错过了毫不含糊地拒绝严格审查学说的机会。授权可理解性问题是宪法层面的问题，而裁量合理性路径传统上属于行政法问题。下一步就是看行政机关是否为自己发展出约束性的标准，结果仍然是没有。第三，这违背了三权分立下各政府部分的制度角色。
而企业界则热烈欢迎这一判决，称环保署长期以来不断设立严格得不现实的环保标准，而该判决扼制了这一过度规制的趋势。类似地，虽然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多数意见循授权是否合宪的路径处理了ATA案，但的确有一位法官表示，[41]他宁可认定环保署的立场构成对含糊不清的制定法的合理解释。（3）2012年8月10日，公安部对发现周克华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10万元人民币奖励。
注释: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私营合作制在我国的实践及其行政法难题研究（项目编号：13BFX036）的阶段性成果。型式化与类型化、形式化、模式化只是用语不同，并无太大的差别。虽然三个案件承诺奖励的行为属于行政处理（行政奖励），但由于承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普通对象，所以不属于行政承诺。我国的内部行政行为通过特别权力关系的方式解决，而非通常的一般法律关系。
承诺的内容可能是事实行为、行政法律行为，也可能是准行政行为。[13] 二、行政承诺型式化的内容与界限 行政承诺属于行政主体为便于达成行政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属于自由裁量的范围，目前在我国是一种未型式化的行政行为。
[11]朱新力、唐明良：《现代行政活动方式的开发性研究》，《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一）行政承诺的性质是行政处理 许诺是否是行政行为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双方约定责任，如投资者负担解决多少劳动者就业，或完成多少税收，那应该是一份行政合同。就树状体系而言，行政承诺属于行政处分（其性质见下文）下的二级型式化。
[3]型式化有赖于现实与理论情势的足够成熟。[37]承诺奖励举报人员的案件属于具体、普通的规制，所以按照通说，是行政处分下的一般处分。[15]以上列举的型式化行政行为针对的是我国台湾地区。[44] 该案件涉及区政府和税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级别权限问题。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承诺的形式、参与程序和效力等问题。[12]第二，行政承诺型式化是行政承诺从现象走向理论再到制度深化的必经阶段。
如果将各种自称为承诺的现象囊括到行政承诺项下，行政承诺就会丧失自己的专业特征，失去了作为行政法学概念的意义，该概念将不堪重负，终有坍塌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申请人对于申请的事项应该具有承诺利益，这样有助于行政机关在是否作出承诺时进行各种衡量、判断。
这些努力为深入研究行政承诺型式化做了铺垫，但多少让人感觉意犹未尽，如再整体和系统一些可能更会挠到痒处。行政承诺的法律控制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承诺的时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政，树立行政机关的信誉。越权无效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越权无效。而行政合同是双方的协议、合意，因此不可能是行政承诺。二审法院认定乡政府的行为是行政奖励。温兴利案和陈增月案也是如此。
只要不违背相对人预期可能性原理，即只要符合相对人的预测可能或心理预期，便可肯定型式化仍然确保了制度的明确与安定。对于缺乏对外的直接法律效果，或者说许诺没有像行政行为为最终处理那样强的约束力的问题，行政承诺中如果行政机关没有自我拘束的意思，那就不是行政承诺。
[43] 不论是免费提供送票上门服务，还是推行办公文明用语和禁用非文明用语活动都没有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即没有产生、变更或消灭行政法律关系，所以他们貌似行政承诺，其实是行政事实行为。[35]还有一个例子：南通市劳动局实施的191要就业服务承诺，出台的文件规定，凡领取《就业登记表》的失业职工和已领取《下岗证》的下岗职工，本人迫切要求就业并对岗位不挑不拣的，15日内为其提供岗位。
比如承诺造桥和造桥，前者是行政承诺，后者则是一个事实行为。后者如：（1）温兴利诉垦利县招商局招商行政允诺案。
[25] 行政承诺的性质是型式化的核心，因为这是建构行政承诺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三）行为明确性 法治国要求法律符合明确性原则，同样在行政承诺领域也适用。第一，型式化有助于概念的完善。经过重新组合，行政承诺型式化的内容将糅杂在以下三个部分进行探讨：内涵、外延（反向界定）以及型式化中的过程规范问题，最后一部分将涉及权限、程序、容许性与适法性要件、法律效果、救济途径等内容。
具有司法和程序等形式理性导向的型式化的目的是产生法治国家的规律。在判断承诺行为是否是行政承诺的时候，表面上看，似乎在认定承诺内容是否是行政承诺，实际上，其中的判断标准仍然是行政承诺的特征：行政单方决定，针对特定的相对人，自我课予义务，承诺内容具有约束力，属高权性意思表示，具备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等。
2.司法实践的需求 以下列举的是司法实践在制度依据与适用标准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二，与某一特定法律效果（如拘束力、瑕疵理论、确定力学说）相互衔接的衔接性功能。
但从文义解释来看，对于非物质以外的事项担保，如任命、升迁等，只要不违反强行性的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或对一个事实上没有给付可能的事项担保，都应该是合法的。马加爵案、武汉建行网点爆炸案、周克华案中公安部门承诺奖励举报人员的行为是不是行政承诺呢？行政行为针对的事务可以分为抽象和具体，针对的相对人按其范围是否是单个个体，可分为个别、普通两类。
未型式化行政行为对法治国家来说形成一种威胁，因为没有制度化、纪律化，对未来行政行为就没有预测的可能，人民权利保障会不完整。德国法院的判决主要涉及承诺的拘束力，承诺有否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等问题。一定阶段的社会发展包含了承诺行为的影响、司法实践的需求、社会认知的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第29条明确规定：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招商引资政策对投资者承诺的重大事项，可以书面形式约定。
[33]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两个事例。又如，某县城乡规划局承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民房）和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时间由20个工作日缩短为15个工作日。
如：不具形式的协议、公布、推荐、指点等。行政行为型式化的高级发展是其法制化、制度化。
[18]在非行政承诺的表现形式中，行政承诺型式化外延的反向界定即让相对人在明确的认知形式下，确保其预期和制度安排的安定。[41]同前注[19]，李介民文，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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